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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75年里，聚落形态研究为考古学积累大量的多尺度信息提供了支撑。同时，聚落研究促使考古学更加关注时空变化，从而引入了更多基于人口而非单纯分类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人类行为和互动方式。关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过去30—40年来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可为中国丰富的历史提供一个更少线性、更少简单类型化、更少同质化、更加多样化的视角。同时，它们帮助我们更新了对人类历史和过去的静态和目的论观念，这些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已不再符合不断扩大的实证事实。
聚落考古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国内已有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现阶段，如何利用丰富材料进一步深化聚落形态理论和方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考古研究方法和范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鲁东南沿海地区近4000平方千米内系统调查发现的3000余处秦汉时期聚落的系统分析，分析秦汉时期琅琊郡沿海地区的人口和交通，可以说明历史时期聚落形态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发掘聚落考古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潜力。
考古学需要对世界各地早期城市化的多样性进行研究，并讨论一些在中国城市遗址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研究问题。具体问题包括关于城市化定义的讨论、城市结构组成的差异、城市扩展模式的多样性、城市可能为周边地区居民提供的服务以及城市居民面临的挑战。研究的目标是为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推动中国各地发现的重要早期城市信息的进一步发表。加深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重要研究的理解，对于全球考古学术界讨论城市化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多样性同样至关重要。
由于农业的根本性地位，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政治乃至思想文化均与农业紧密关联。通过分析部分古希腊罗马传统作家、农学家所著的文本，有助于详细探讨农业与美德之间的联系：在古代作家看来，农业能够培养人的某些道德品质，使人成为优秀的公民、士兵与政治家；罗马农学家宣称其传授的内容不仅具有技术价值，还有助于培养个人美德，并以此提高其著作的价值；罗马农学家的写作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较强的可比性。贾思勰采用了与罗马技术类作家相近的策略，但表现方式有所差异。
希腊—罗马情爱叙事对拉比文学的影响，聚焦于希腊爱情小说与帕特尼乌斯式“爱情灾难”故事。尽管拉比文本未直接采用这些体裁，但其母题——如美貌与虔诚的张力、外邦女性作为诱惑者——深刻渗透于《塔木德》与《密德拉什》的叙事与释经中。以《申命记》“美貌女俘”律法的阐释为例，拉比将希腊化文化威胁隐喻为危险的外邦女性，揭示了拉比犹太教在拒斥异教文化的同时，无意识地吸纳其叙事模式的双重性。
中国学术界有“二希”文化乃西方文明重要源头之说，但关于“二希”文化或文明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成果众多，且以希伯来与希腊、雅典与耶路撒冷、《圣经》与荷马为代表的二元论模式曾占主流之位。近年来，学术界尝试从跨文化视角突破这一二元论模式。从历史发展进程、文化经典翻译、“二希”文明的交互影响、学术史演变等维度切入，以此探讨“二希”文明在古代世界的相遇、交锋与交融，以及希伯来文化在吸收与借鉴希腊文化的同时，努力维系自己文化传统的现象。
《诗经》在中国注疏传统与西方汉学研究的互动中，不断地被重新发现与塑造。中国传统研究中，以孔子诗教和汉代《毛诗诂训传》为代表的阐释体系，为《诗经》赋予了深厚的道德与政治内涵。宋代朱熹将焦点从作者意图转移至读者意图。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葛兰言跳出了文本的道德训诫范式，揭示了其作为“表演性”口头文学的特质。在中西研究的互动中，《诗经》作为宗教文献与神话文献的价值、其结构与修辞所奠定的美学标准、其对“智慧”与“欲望”等哲学主题的关注，都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对《荀子》一书内部重合文辞详加比对并考其异同，有助于探究前辈学者相关论说，辨其然否，论其诂训。有关同书文辞互证，陈垣在《校勘学释例·卷六》尝言：“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可见同书互校，“上下文义”“属词比事”，考其异同，或可得其确诂。在此基础上，通过考据相关重合文辞，可尝试推论《荀子·性恶》的作者身份，及其与《荀子·儒效》的关系。
《尚书正义》为唐太宗贞观中孔颖达率领诸儒所纂修《五经正义》之一种。然历来对《尚书正义》的评价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学术界迄今亦鲜就其解经体式和方法展开深入讨论。本文析论《尚书正义》的解经方法，其特点在于“经疏”与“传疏”分工细密、层次分明。就其解经层次而言，表面上虽是“经、传、疏”三大层次，但实际上是“经、传、经疏、传疏”四层。“经疏”混合翻解正文及孔《传》文意，“传疏”则深入条辨，每加详析，殆可视为孔氏主持编修《尚书正义》时之创作发明，以达致条畅易读的目的。
陈寿《三国志》对于《左传》的接受与运用，在外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本文由内部勾勒陈寿的《春秋》学脉络。以“引经据典”此种引用与互文的观察视角，细考陈寿对《左传》的接受与化用。最终考出，陈寿在《三国志》行文中，使用《左传》词汇典故，共有29种56条。其中对于军事用语的使用，比例约在1/3—1/2之间。可见陈寿《三国志》对《左传》的接受与化用，军事用语确实最为醒目。相关考论得以证成，陈寿经学（《春秋左氏传》）于史学（《三国志》）的影响与浸润，亦能以此蠡测陈寿之《春秋》学。
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被誉为“集江户儒学之大成者”，其《尚书》学代表作《书说摘要》广泛吸收乾嘉学者之成果，可视为江户考证学派《尚书》研究之经典。不过其治学方法与学术风格与中国学者颇有不同：第一，中国经学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吴皖之争，在安井著作中均未明显体现，但其风格依然偏向汉唐古文经学；第二，不论是历史文献层面还是语言文字层面，清代乾嘉考据方法在安井论述中均未见其自觉运用；第三，在宋学与清学之间，安井寻求平衡，但以忠于还原经文文本语境为旨归，此或是其“古学”之真实内涵。
清代校勘学兴盛。张之洞《书目答问》谓以校勘名家者多达31人。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新书》，乃清人校勘贾谊《新书》之巨著。今人著述具尝参考卢文弨的校勘成果。俞樾尝谓卢氏校书而书受卢氏之益，其言是也。考诸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新书》，发现：以宋本为据，兼取众本之善；揭示句读，突显本书读法；以校勘为主，但亦兼及释义；重视前人校勘成果；此外，卢文弨也有好改《新书》的习惯；至其校勘之时，多有互见文献以作依据，胪列之余也有好用他书以改《新书》的情况，此处亦一并讨论。
<正>本期专辑聚焦全球考古、历史语言文学与古典学及其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前沿研究。新的社会文化研究将物质与文字材料视为人的行为主体性的内容，与构成人的生命要素的诸主体行为一起纳入古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及其合理化的范畴考察。这些研究发现诸多的主体性及其合理化的行为与文化，并发展了不同的可以互通的理性，它们是具体环境与社会中众多主体性社会行为互动的结果，即具体的古典与古代社会文化的形成。围绕无字之书的遗址考古如何在既有的物质材料主体及其制作上发现更多的人的行为主体性内容，区域系统调查以及全球范围的比较帮助我们显明一些此类信息。有关人类行为主体性的共同或者差异内容的发现将推动考古学从行为、主体与文化同一的主体性路径重新思考物质文化以及人类行为。与考古学的认识论更新一样，古代文学与古典学在文本创作与创作者主体行为同一的层面再现古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及其认同建构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主体性明确，涵盖从物质文化、语言文本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主体性社会行为。“全球视野下的（早期中国）聚落与城市考古”“比较与跨文化交流中的（世界古代）文学”“（中华）经典的诠释与（国际）传播”栏目凸显以上认识论和方法论面向。